探寻武警部队文工团大型原创话剧《在路上》的时代力量

来源:中国武警网作者:舒春平、记者吴敏、特约记者罗鑫责任编辑:王鹏
2016-11-24 10:16

信仰照亮文艺新长征

——探寻武警部队文工团大型原创话剧《在路上》的时代力量

浓笔写意戏中征途,情深点燃信仰光芒。连日来,武警部队为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的献礼剧目、大型原创多场次话剧《在路上》在京上演,引发社会反响强烈。观看该剧无异于踏上追寻初心的灵魂之旅—— 那条路、那面旗,谱就千古绝唱;那群人、那枚铃铛,令人百转回肠;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高举信仰,走出历史的悲壮,走向明天的辉煌。

用当今的视角回眸历史的世界——

时代需要什么力量?

正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与众不同的长征。《在路上》选取当今的视角回眸历史的世界,通过“小人物”的成长历程和真实情感,展现出一个全新的长征,一个脱离了传统领袖表达的长征,一个普通红军战士的长征。

一部话剧的主题是否宏大鲜明、思想内涵是否深邃厚重,是衡量其质量高下的关键。自建国以来,我国文艺战线上关于长征的艺术创作源源不断,已然涌现太多的作品。不论是长征组歌,还是话剧《万水千山》,个中不乏经典之作。然而,每一代人都站在不同的历史连接点上,负有不同以往的传承使命。长征胜利整整80周年了,今天,健在的老红军已经屈指可数,今天的年轻一代应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继承先烈的遗志和精神为实现中国梦、为伟大民族复兴奋斗?

关于长征,艺术创作者还能告诉观众什么?

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边国立曾在《为了永恒的纪念》一文中写到关于长征题材影视创作主题的若干思考。历史告诉现实,当人们讲述长征精神是奋不顾身、英勇战斗时,绝不能忽略其中的宗旨是理想和信仰。唯有秉承共产主义信仰的红军战士才拥有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才能一往无前。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为民族光明前景奋斗的宗旨,是万千红军将士顽强拼搏、生生不息的奋斗意志力的凝聚。

然而,全景式表现长征的重大革命历史事件无疑是常见的,但是从创作趋势来看,长征期间重大的战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表现的比较充分,基本不留死角的表现了甚至多次表现了。怎么样才能把长征题材再往前推进、再开阔,还能被当下的青年观众群所认可,这是一个课题。当视角下移,题材自然宽阔。

时下不少文艺创作者采取“用游戏的精神”进行“精神的游戏”,但武警文工团主创团队却决定“用精神的长征”传承长征的精神。

为了在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撷取最动人的历史瞬间,2015年11月,主创团队历时一个月跋涉在赣、湘、贵、川、甘等省,重走长征路、感悟长征精神,广泛搜集素材,挖掘了一个又一个感人的英雄故事,撰写了六万多字的剧本。所有关于长征的宏大叙事,在剧中变得具象生动。第八场《困龙》中,红军团长龙华英跳崖的那一幕,取材于红六军团贵州石仟困牛山战斗百余名红军战士跳崖的真实原型。主创团队通过在贵州省党史研究室查阅大量资料搜寻得来这个故事,深入采访当地党史研究部门和亲历长征的老人,在一段段尘封往事中感受到跨越时空而来的凝重而又年轻的目光,他们决心以困牛山战斗历史事件为原型重塑长征。全剧以两个过来人张姝兰和李中明的重逢触动历史的心怀。78年前,年轻的富家女张姝兰与共产党人龙华英和国民党军官李中明认识,78年后,李中明与他当年赞佩过的“用生命捍卫信仰的人值得尊敬”的女红军张姝兰重逢。他们回眸自己和那一代人经历的风云变幻和心路历程,也催动今天的观众进入自己内心,面对先烈,拷问心灵,做出历史的应答。

创作本身就是精神长征。这部话剧的诞生经过一段艰难曲折的历程。对于组建于1982年的武警文工团来说,创作之初就像始入长征,不知道最后能够走到哪,只知道必须走下去、走出来。在3个月里,主创团队殚精竭虑,天天泡在团里。九月,剧本创作完成,导演殷弘毅加盟舞台创作。

军旅话剧的繁荣贵在创新,难在创新。武警文工团戏剧曲艺队虽然曾经有过辉煌,但是始终没有蓬勃发展,演员队伍的力量相对薄弱。然而,编排一部大型多场次话剧,对演员队伍的人员数量、整体素质都有严苛的要求。

军旅话剧究竟演给谁看?凡人故事为何不能由凡人演绎?武警文工团把退休老同志请回来,年轻同志用起来,基层部队优秀文艺骨干借调来,连司机班都推上台前当群众演员。全团总动员,拧成一股绳,《在路上》坚定地走上舞台。

历史的世界需要当今视角的审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任范咏戈赞扬该剧,巧妙选择一枚铃铛、一对兄弟、一双恋人的小切口,充分表现长征永远“在路上”这个宏大的主题。不仅在熟悉的题材里写出新意,而且在弘扬长征故事和精神的过程中,展示出一种独特性。

钱钟书先生说过:历史是人写的。但人在书写历史时,史实必然是经过心灵过滤。遥望历史,永远看到不到历史的真相。

一部好的艺术作品足以萌生新鲜的好奇,藉由探索的种子,寻找并发现在时代和那些远去背影之间的继承与关照。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在路上》的可贵之处在于紧紧贴近时代,并赋予历史以时代的力量,在整整80年后,重新点燃年轻的一代人对长征的好奇。

好的艺术也是多年后的历史。

用艺术的手法展示信仰的较量——

英雄为谁而战?

当我们讲述长征的时候,究竟在探寻什么?《在路上》用艺术的手法完美演绎“为谁而战”的信仰较量,胸怀家国天下的小人物成长为拯救民族的英雄。

长征中倒下万千个无名英雄,舞台上站起来一个个鲜活人物。全剧高浓度融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为什么走上长征路、如何为信仰拼搏的理念。第一场,是长征的前史性铺垫,1927年“4·12”事件发生,同为北伐革命军的两兄弟共产党员龙华英与国民党员李中明决裂。虽然龙华英曾经救过李中明的命,但两人宗旨不同、信仰不同、理想不同,曾经并肩战斗的兄弟分道扬镳。而后,通过报童叫卖方式,将时空快速推进到长征前夕。长征路上,红军女战士老兵“小铃铛”奉命带领赶往红军医院的张姝兰,遇到假扮红军搜索红军的白军,他设法吸引正在空中巡逻的敌机与那些“伪红军”同归于尽;“算命者”王富贵从白军俘虏到参加红军,从贪生怕死到坚强革命;年轻的上海医生张姝兰从追随爱情到参加红军,成长为合格的红军战士;雪山上,张姝兰拖着躺着重伤的王富贵的担架,艰难而坚定前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戏剧评论家刘平认为,该剧通过演绎小人物的成长过程,传递出信仰的力量和精神追求。在舞台上,该剧没有刻意勾画长征中宏大的战争场面,而是把战场作为人物成长的点睛环境,让人物在血与火中经受锻造,通过表现人物的思想追求、思想转变和信仰坚守,突出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与精神追求。该剧通过还原历史真实场景,用不同的人生选择展示两种思想的比拼、两种生命价值的追问、两种信仰追求的较量。该剧通过强化主人公龙华英、李中明矛盾冲突,让思想碰撞火花,让人性增添正气,让真理闪烁光芒。

“世上的路有千条万条,你为何偏偏要走一条死路。”“向死而生,我们的路终将通向光明。”在第三场《血战》中,李忠明和龙华英的对话,不仅是现实对历史的追问,也是对英雄主义情怀的追问。剧情发展到第八场“困龙”之战,龙华英和李中明关于“为谁而战?”的拷问将全剧推向高潮。

“龙华英:中明,你让我很失望。如果是盐,就要有咸味;如果是人,就要有人味。你有吗?

李中明:华英,何出此言?你懂得,失败者的愤怒毫无意义。

龙华英:让老百姓挡子弹,你还有一点儿军人的羞耻心吗?

李中明:你为什么不开枪呢?谁禁锢了你的手?

龙华英:如果举起枪,我们要问的不是杀了谁,而是救了谁。

李中明:什么意思?作为党国的军人,为了胜利,什么事都可以做!

龙华英:对我们来说,有些事宁死也不可以做。

李中明:那好!就算你抱必死之心,可你手下的这些弟兄们,他们也有父母妻儿,何忍让他们命丧困龙?

龙华英:咱俩不一样,身边的战友兄弟也不一样。你们想的是加官晋爵,我们懂得为谁而战!”

这唇枪舌剑的争辩,不只是语言的交锋,而是两种人格的测试、两颗灵魂的比拼、是生与死的拷问,痛快淋漓,令人心头发热,也让人思绪万千。这是艺术真实所产生的精神力量,更是真理之光所绽放出来的思想火花,而人物形象也在这种激烈矛盾冲突的锻造中、在深厚思想的孕育和博大精神的滋养中显得生动、传神、感人。

英雄气概并不难营造,但普通人进化而成英雄的过程中珍藏在心底的那些温情,则不是人人都能挖掘得到。戏剧家曹禺曾经说:“我总是觉得写戏主要是写人;用心思就是用在如何刻划人物这个问题。而刻划人物,重要的又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思想和感情。人物的动作、发展、结局,都是来源于这一点。”《在路上》通过精彩朴实的独白对话、细致精确的舞台动作,入木三分地刻画出英雄的内心世界。

为了捍卫信仰,龙华英宁愿主动牺牲。最令人感动的细节无疑是,龙华英和战士们在纵身跳崖、以身殉国的过程中,没有喊一句口号,而是在深情拥抱后,坚定转身,跃下山崖。无声的静默蕴涵无穷的力量,红军战士的英雄革命主义在此时被渲染到极致。

每个人都是普通人。谁都想与心爱的人白头到老,所以舍生取义才令人敬佩。当一个个普通人面对历史洪流时做出同一个选择,我们看到《在路上》中的人物个个不是英雄,又个个都是英雄。该剧通过对小铃铛、阿莲、王富贵等小人物形象的精雕细琢,生动还原红军战士真实的生活、思想状态,并给全剧增添浓烈的美好情感。

在第二场《出发》中,富家千金张姝兰问农家女阿莲:“那你怎么这么坚定的投身革命了?”阿莲答道:“投身革命?我可不懂。我男人当了红军,我就是跟着他来到了队伍上,能干点儿啥就干点儿啥,没想别的。”听,这是多么有力的宣言——为爱追随!这不仅仅是阿莲的伟大,更是万千红军战士的伟大。面对绝不以老百姓为挡箭牌率队跳崖牺牲的龙华英,面对英勇投江的女红军张姝兰,面对破衣烂衫装备不足而血战到底的红军,国民党军官李中明在震撼中一次次追问,在这一次次红白对决中,到底谁胜谁败?观众在一次次信仰的交锋中,在历史与今天的“对话”中领悟深刻的意蕴。一幕又一幕悲壮场景,将观众牢牢吸引,在逐步推进的情感高潮中达到立意的高峰。

“要是骨子里没有长征这种精神,哪能演好反映长征的戏?”饰演王富贵的武警文工团演员王红波,为了演好《血战》中的一个场景,光从“山坡”上滚下来的动作就练了100多次,膝盖磕得红肿。饰演张姝兰的演员张婷,丈夫是一名驻外武官。接到演出任务,原本打算带孩子去国外和丈夫团聚的她说服家人,放弃出国的机会,全身心地投入演出。饰演龙华英的武警文工团演员王勇,已经退休两三年,为了这台话剧,他推掉多次商演。正如王勇所说,每名演员都在演出中感悟长征精神,用实际行动向长征致敬。

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长征的力量影响了几代人,开辟中国革命的道路,找到民族复兴的方向。炊事员王富贵道出一个朴素而动人的道理——人不能光为自己活着。王富贵从一开始只为个人打算到最后为别人而主动牺牲的思想转变源自什么?毫无疑问,这就是是红军长征的影响。《在路上》让观众相信,中国人民永远不缺少坚定的信仰,为了捍卫信仰,一个个英雄坚定前行,不怕艰险,不畏生死。

在死亡后,历史重生;在死亡里,信仰永恒。

用交错的剧情寄托情感的追寻——

不忘初心再出发

习主席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谈到,“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话剧《在路上》通过时空交错的剧情寄托共产党人的情感追寻,用一枚铃铛敲响时代的警世钟,串联起相隔80载风云岁月的报国情、兄弟情、恋人情、战友情、军民情。

大幕拉开,一枚铃铛将经历过“长征岁月”的两位老人的思绪从胜利日阅兵仪式上拉回到那段峥嵘岁月。当张姝兰摇响铃铛,从大上海到井冈山、赤水河、遵义、大草地,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湘江血战”“四渡赤水”“遵义会议”,刹那间灯影变幻时光流转,全剧《决裂》《出发》《血战》等9个章节剧情依次展开。

铃铛作为整个话剧的叙事载体,贯穿整个话剧始终,是红军烈士小铃铛的佩物,更是信仰传承的象征。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原主任、教授、戏剧评论家王敏认为,铃铛有声、有形、有思想、有内涵。铃铛虽小,但铃声足以震撼长征的历史、震撼中国的历史、震撼观众的心灵,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和可喜的艺术价值。这枚小铃铛将一个个生动故事串联起来,随着剧情的递转推进,清脆的铃铛声发出“信仰的叩问”。

浓笔写意长征,高歌感怀英烈。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边国立认为,《在路上》不是传统情节性话剧,不着重于贯穿性的故事情节叙事脉络,这部作品依据丰富的史料,又跳出史料,在历史真实基础上注重写实与写意的结合,特别发挥写意的蕴藉和概括力量,是一部浓缩红军长征精神的有高写意特征的作品。它的写意方式包括场景写意——贯穿场景的三板块变化造型;人物写意——勾勒式的与象征式的人物表意体;情节写意——对历史链条上重要节点的点染;战场写意——各种动静相间的造型渲染式表现等等,进而完成对历史的大写意——对党领导的红军长征和长征精神的回眸和赞颂,对中国革命历史走向的规律性指证。

追求大写意取得独特而鲜明的舞台效果。舞台布景非常简洁,是象征性的,叙事推进高度简洁,是寓意性的,湘江战役、乌江战斗、红军过雪山,均虚实相间,观众了然于心。红军军人的气质,红军队伍的气概,被演员—专业和非专业的—表演上的激情深度灌注,有很强的感染力。

这种大胆新颖的艺术追求,来自三个重要依据:一是生活依据,既来自历史生活本身,也来自观众群体对红军长征的认知前提;二是创作依据,既来自己有作品模式也有着对模式的超越,也来自浓烈情感渲染效果和意蕴的追求;三是心理依据,来自创作者的创作信心与观赏者多年养成的观赏方式的默契和导引。

《在路上》在故事中打动人,在情感中征服人,在思想上启示人,体现出可喜的思想艺术魅力,获得观众一致的情感认同。

“这是一部战争题材、历史题材的优秀作品,好几次我都情不自禁地落泪。”国家话剧院原院长、国家大剧院原院长周志强赞扬:“场场有事件,人人有个性,事事都感人。”

“聆听话剧中一个个生死抉择的英雄故事,重温那一幕幕慷慨激荡的长征历史,我真切地感受到共产党人坚定信仰的力量、信念的传承。”看台上,第七届全运会拳击冠军、著名女子拳击教练陈涛热泪盈眶:“我们常年率队在异国他乡的体育竞技场拼搏,运动健儿们拼尽全力、为国争光,正是长征传承下来的理想信念之光在指引、鼓舞和激励着我们。”

80年前,长征是举世瞩目的新闻;80年后,长征成为不朽的历史。习近平主席指出:“长征永远在路上,我们这一代人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探寻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无疑是文化创作者今天的责任。

维特根斯坦说:“信仰是一种激情。”而传播信仰、点燃激情,则是一种使命。铃铛声声,征程漫漫,文艺创作也行进在路上,让我们从《在路上》出发,走好中华民族新的文化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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